简达恒：上市金融企业出现丑闻很正常

    2003年11月，当简达恒（David　Carse）被聘请为中国银监会六位国际顾问之一的时候，他刚从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的任上退休。 
　　2004年3月，当简达恒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他的正式职务是泽西岛金管局总裁（Director　General　of　the　Jersey　FinancialServices　Commission）。泽西岛是位于英吉利海峡的小岛，但同时也是全球闻名的金融中心，小岛上银行云集。
　　在香港工作了12年，简达恒戴的一枚戒指上刻着繁体中文的“简”字，记录着他对这一华人为主的社会的感情。
　　1991年起，简达恒开始在香港工作。先是担任了两年香港银行业专员，负责银行监管；1993年至2003年9月，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负责银行监管和银行事务。赴港之前，他在英格兰银行工作22年，1986年以后一直从事银行业监管工作。
　　国有银行改革是本次采访的主题。在简达恒看来，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银行改造并没有一剂见效的“神奇药方”可用，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努力。
　　3月30日，采访在香港进行，这也是他退休后第一次访问香港。

　　国际顾问没有分工

　　《21世纪》：中国银监会为什么会邀请你做顾问？
　　简达恒：这可能要问（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了。但显然，我在香港工作了12年，其间，我对中国的银行在香港的运作有了些了解，尤其是中国银行；我还对在内地的银行有些了解，与一些内地的银行官员也相熟。
　　《21世纪》：你参加了几次银监会的会议？简达恒：至今只参加了一次会议，是在去年11月份，这也是第一次会议。今年过一阵子还会有一次会议，可能是一年一次会议，也许更多，这取决于情势，但至少每年一次。如果中国银监会要讨论什么事，它会通过电邮与我取得联系，所以在不开会的时间，我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21世纪》：顾问之间有没有分工？你有什么建议被中国银监会采纳？
　　简达恒：没有分工。我们（这些顾问）在不同领域有着广泛的经验，一些在监管机构，一些在中央银行，还有一些在商业机构。很难说，我有什么建议被银监会采纳。他们做事的程序是，当他们想做某事，就会问我们某种做法是否合理。

　　“任何国家都会有丑闻”

　　《21世纪》：中银香港和中国人寿在上市后都出现了丑闻，中国人寿还在美国引发集体诉讼。这个问题怎么看？
　　简达恒：我不清楚是否会有更多丑闻，但至少准备上市的过程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投资银行和会计师要做尽职调查，了解银行的财务状况，并让它们改善。
　　至于上市后是否会产生问题，这很难讲。我只能讲一点，任何国家都会有丑闻，美国有安龙，意大利有帕玛拉特。中国不出现丑闻当然最好，但若出现了，也是正常的。以中银香港为例，它是有丑闻，但是上市依然对它有帮助。你看，中银香港2003年的业绩很好。
　　《21世纪》：有人批评，香港的监管机构不敢管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如中银香港。你怎么看？
　　简达恒：香港的监管机构做得很好。一个体系中出现一些风险是正常的，你只能想法解决，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已进行了100多年，但依然有问题。
　　《21世纪》：现在中国内地存在投资过热的苗头，可能不利于国有银行上市，因为这可能会让不良资产增加。中国银监会可以做些什么？
　　简达恒：从宏观上讲，处理经济过热是中央银行的事，是货币政策。中国银监会作为监管当局，可以做的是确保银行遵守谨慎原则，如确保存贷比率的限制得到遵守。在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地产价格每年增长30％，存在过热现象，作为监管者———香港金管局不能阻止过热现象，我们可以做的，是不让银行的风险过大。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易。

　　银行上市带来市场纪律

　　《21世纪》：刘明康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将四大国有银行改造成现代银行，如今定下的路径是上市。请问上市是否是银行改革最好的路径呢？
　　简达恒：我想，上市是银行改造的一个方面。国有银行的改造并没有“神奇药方”，而是需要一步一步地来做。
　　上市很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它能带来新的资本金；其次，它带来市场纪律，在市场中除了监管者，股东也会关注银行是否运作正常。
　  如果一家银行是上市公司，要确保正常运行实际有三条纪律（Discipline）。一条是内部的自律，也即公司治理，即有董事会、管理层、风险管理部门等，其它两条都是他律，包括监管机构监督和股东监督。这三条纪律也正是中国政府希望引入的。
　 《21世纪》：既然上市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那么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其他的方面是什么？
　　简达恒：我想，除了上市之外还有两个方面。
　　一是处理遗留的包袱（Legacyproblem），这个工作已经在做，比如处理不良资产，还有补充资本金。中国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入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补作资本金，可以为处理不良资产提供必要的资本实力。
　　第二个挑战是改善银行的内部管理。这要建立正常的公司治理，及引入良好的风险管理体系。
　 《21世纪》：政府把国有银行改造当成首要任务在努力推动，但怎样做才能让改造得到真正执行呢？
　　简达恒：这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没有一个“神奇药方”，需要时间，需要一步一步来做。因为国有银行非常大，管理很困难，仅仅注入资本金是不够的，你还得有一个正确的管理结构来执行。银行要能够控制住分支机构管理者的行为，要有一个适当的命令和控制体系。这些都需要耐心，这也是中国的银行监管者积极介入的原因。
　　《21世纪》：外界对政府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有一些批评，你怎么看？
　　简达恒：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举动。国有银行有大量的不良资产，而且存在多年，因此接受这些不良资产存在的现实并着手削减，同时补充资本不足是非常现实的做法。所以，我不接受这些批评。如果依靠自然的利润增长来祛除不良资产，要花太长的时间。通过注资，政府对银行表明，我已经帮你解决了过去的问题，现在要靠你自己来面对将来的不良资产率的问题，要你自己来负责。

　　有益的战略投资者

   《21世纪》：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中国的银行改革有用吗？
　　简达恒：它会从风险管理方面帮助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因为巴塞尔新协议不是简单地计算资本充足率，它还涉及提升风险管理体系。但是，引入新巴塞尔协议并非中国的当务之急，在引入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目前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已是足够。
　 《21世纪》：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小银行是否重要？
　　简达恒：其实中国的小银行相对来说规模并不小，他们可以从中受益，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非当务之急。
　 《21世纪》：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将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两家银行对外资是否有吸引力？
　　简达恒：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是外资银行的商业决定。但我想，外资银行通常希望尽快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的市场确实非常诱人，能在国有银行占一点股份，应是愿意的。一些外资银行已经在小银行中占有股权，如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理论上，这应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很好方式，还能帮助中国的银行吸收外资银行的技术和经验。
　 《21世纪》：石油行业有一些先例，如中国石油当初上市时，英国石油（BP）和英荷壳牌都买了一些股票，作为战略投资者，但今年BP和壳牌都趁高抛售了中国石油。如果是这样的战略投资，对国有银行有无益处？
　　简达恒：即便你在上市时购买，后来又卖掉，还是会有帮助———帮助上市成功。外资伙伴后来可能决定售股，但双方依然可能是继续合作的伙伴，所以，双方都能从中获益。如渣打银行在中银香港上市时，持有战略性股权，渣打在去年年底将其出售，但双方还是可能维持很好的关系。

　　国际咨询委员会简介：

　　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下设的一个非盈利性国际咨询机构，由银监会邀请国际知名银行监管人士及相关专业人士组成，将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和监管等长期战略问题提供咨询。国际咨询委员会秘书处是其常设机构。
　　根据《中国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章程》，国际咨询委员会将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在闭会期间，各位委员也将对中国银监会即将出台的重大政策和法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咨询。第一次会议初步议定，下一次会议将于2004年夏季召开。

　　首任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霍华德·戴维斯———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成立之日起就担任局长一职，直至2003年9月。　　安德鲁·克罗克特———1989～2003年先后担任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现为国际会计标准理事会成员、国际金融稳定论坛主席。
　　爱德华·乔治———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
　　沈联涛——1998年10月至去年9月，担任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主席，连任两届。
　　简达恒———香港金融管理局前任副总裁。
　　杰拉尔德·科雷根———曾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常任委员等职长达13年。

　　·相关·

　　银监会“外脑”登场

　　2003年11月21日至22日，北京，中国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国际咨询委员会六位外方委员以及中国银监会各级负责人与会。
　　会议主题———中国的银行业监管：新的挑战。
　　讨论和书面咨询的议题———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发展与监管，中国对照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自我评估情况，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
　　“外脑”高度关注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与重组，银监会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人员培训和专业化建设，银行业运行外部环境的改善，银行业改革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