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沪深市场技术分析预测和操作建议

2001年总的进程是先升后降。从值得关注的程度看，应该是后面的下降过程更值得投资者和市场分析人员花力气去研究。

1．2001年沪深市场运行的阶段划分。可以将沪深证券市场2001年全年的运行过程划分为3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年初到6月中旬。结束时间以6月14日出现历史最高点为标志，上证指数2245.43点，深圳综合指数665.56点。这个阶段是2000年牛市行情的继续，它延续了2000点以上的高位运行。如果从春节前后的最低点开始算，上海综合指数的最大升幅大约为18％，深圳综合指数的最大升幅大约为17％，上升幅度相当。这样的幅度是不算大的。在此阶段，沪深股票所显示的是先上升后高位整理的态势。与综合指数不同，这个阶段的B股市场成为了“亮点”。以上海B股市场为例，B股综合指数从78点上升到241点，上升了足足3倍。此外，B股市场今年高点的位置比综合指数早出现半个月。

第二阶段的时间跨度是从6月中旬到10月22日。这是股票市场大幅度下降调整的阶段。开始时期的下降比较缓慢，大部分股票今年的最高点出现在6月综合指数出现最高点的前后。7月27日，出现迅猛的下降，下降的步伐急迫而出人意料。有关下降的低点的讨论一直成为众多投资者关注的热点。以上海综合指数为例，有1700点、1500点、1300点，甚至还有1000点的说法。最后的实际底部在2002年1月下旬1340点才暂时确定。引发这次下降的原因一直在市场中讨论。这一阶段是宣告了从1999年5.19开始的上升行情的暂时结束。

第三阶段的时间从10月22日至年底。这一阶段的标志是中国证监会紧急叫停实行原来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消息出现的第一天，沪深股票市场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景”——综合指数达到了涨停板。之所以称之为具有历史性，是因为沪深股票市场的综合指数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涨停板。在第三个阶段，行情有所回升，缓慢地向上“爬”高，企图收复“失地”，但是，效果明显不佳。上海综合指数反弹到1776点，深圳综合指数大体相当510点。在这段时间的市场波动过程中体现了投资者的一种谨慎的态度。到年底为止，股票市场并没有出现值得投资者兴奋的上升过程。目前，这个调整已经进行了近3个月，应该说还没有接近尾声。与往年相比，这次下降调整所持续的时间和回落的深度当与往年的几次回落的情况基本相当，所以，2001年下降的幅度基本属于“正常”水平。

第一个特点是，市场整体波动属于“前升后降”，主要是下降走势。回顾指数波动的历史可以发现，从1995年起，沪深市场波动呈现这样一个规律。价格指数每年的波动大致可以被分为前半年上升和后半年下降两个过程。中间的分界点一般在5月和8月之间。

2001年沪深市场的波动基本重复“前升后降”模式。稍微有点儿不同的地方是，“前升”的幅度不足，准确地说应该是“前微升”。而B股市场是真正意义上的“前升后降”。

第二个特点是，股票价格疯狂上升的现象减少。除开B股市场，2001年基本上没有出现能够称得上是“黑马”的股票。股票价格的波动显得谨小慎微。与此相反，由于各种政策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下降幅度出现了值得引起注意的下降幅度。7月30日，上证指数出现了少有的巨大的单日下降——109点。

与缺乏“黑马股”的情况相反，2001年出现了一些下降的“明星”。其中，典型的代表是“银广夏”，其连续跌停板下降的时间长度一定会进入“股票下降表演名人殿堂”。银广夏事件给投资者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关于股票投资风险的课。今后在谈到股票市场的风险的时候，投资者是一定会想到银广夏。这个现象对今后的投资行为将有深远的影响。至少今后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要小心得多，头脑发热的程度将减少。一个自然的后果是导致“庄家”操纵市场的难度将加大，进而操纵市场的现象减少了。

第三个特点是两个“值得回味”。第一是从2001年6月开始的下降过程值得回味；第二是10月22日的反弹过程值得回味。这两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股票市场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政策市场”。关于“政策市场”有很多的说法。对于股票市场的升降，笔者的观点是有利有弊。仅就2001年的情况看，“政策市场”应该是有利于股票市场上升。因为从10月22日出台的政策看，当市场下降到投资者“怨声载道”的时候，管理层会出面“干涉”，采取相应的行动。1999年的5.19以及1994年8月的“三大政策”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下面是技术分析方法在2001年中可能得到的“战绩”的简单说明，具体的分析过程这里就不提了。

第一，技术分析方法可以预见到2001年初是属于可买的区域。简单的理由有下面几点：①价格调整结束的时间到了；②春节效应；③价格形态。

第二，对于6月份的高点，技术分析方法只能提供部分参考性的建议，不能提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建议。除了“2100点后不能买入”的结论之外，技术分析方法都没有很明确的信号。在2245点附近技术分析方法基本上没有卖出的信号（除非某只股票的上升幅度已经非常大）。更为可能的情况是，在从2245点开始下降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比如说，2000点），技术分析才发出卖出信号。

第三，技术分析可以使投资者对6月之后的大幅度下降有心理准备。

第四，技术分析方法可以比较准确地预见到10月中旬后行情将出现反弹，但是反弹的低点位置不易确定。在10月中下旬的反弹期间，技术分析方法表现了“卓越”的寻找底部的“能力”。在这个阶段，技术分析方法的表现近乎完美。

证券投资分析是进行证券投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按照传统的划分，证券投资分析分为基本分析、技术分析，以及后来出现的现代投资组合管理理论。有关这些分析方法的评价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在这里笔者不打算就很多问题进行讨论，只打算就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是，技术分析方法能否为投资者提供有用的帮助；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分析方法与消息政策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实际的投资行为中，使用技术分析的投资者不时地遭遇亏损。笔者认为，技术分析方法导致亏损的大部分原因是投资者对技术分析的使用不当和认识不清。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应该引投资者注意。

第一，技术分析方法应该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善。技术分析方法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灵丹妙药”，而仅仅是一些对投资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实，投资者所接触到的仅仅是一些技术分析方法的“套路”，它们是对过去的使用经验的总结。不能“死记硬背”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应该将这些条条框框不断地进行创新和修正，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技术分析的初学者中，很多人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第二，技术分析的结果必须附带一个概率。在现实生活中，百分之百事情本来就很少，而证券市场的复杂性更是“名列前茅”。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祈求技术分析方法提供“一买就涨”的方法，是不现实的。每个使用技术分析的投资者应该明确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技术分析的买卖信号都是在一定概率的前提下发出的。这也就是说，如果要求的概率比较高，原本可能发出的信号就可能不被发出了。投资者如果耐心不够、“求战心切”，就必然会多次选择成功概率低的买卖信号。不具备良好的耐心、期待在短时间内发财，这是广大投资者的“通病”。成功的投资者一定是克服了这些“通病”的人。

第三，概率大的买卖信号出现后，要坚决执行。对于具备技术分析能力的投资者来说，发现技术分析的信号是不难的，难的是如何按照信号执行。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在实际中的确是很困难的。相当一批投资者，为此而失去了很好的机会。因此，在技术分析发出了有比较大的把握的信号后，投资者应该克服贪婪和恐惧的不健康心理，坚决按照技术分析的信号去做。要相信技术分析的信号是通过多次实际检验的结果，它正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投资者的贪婪促使在高位不愿卖出，恐惧促使在低位不敢买入。这两者是进行证券投资最大的心理障碍。差不多每个投资者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人不能逾越这个障碍。在1999年的519结束前的高位中，不愿意卖出的投资者大有人在。因为在那个时候，投资者心里不由自主地想到的是价格还能涨到哪里。完全没有风险的意识，忘记了过去价格下降的历史。而在1999年519之前，大部分投资者所想的问题是如何解套，只要能将本金拿回来就满足，忘记了股票价格还有上升赢利的时候。

出现贪婪和恐惧的原因是对未来的“无知”，只能按照那些感觉“合理”而其实不合理的方式进行思维。如果投资者具备比较高的分析预测能力，就可以把握市场的大方向，不至于在市场中蒙受过大的损失。俗话说，艺高人胆大。艺高了才可能不怕。除了进行必要的心理调整外，提高分析预测能力也是解决投资心理问题的重要途经。在投资行为中要增加风险的意识，尽快从头脑发热的盲目追风过渡到冷静客观的科学分析。

第四，掌握技术分析的关键是投资者的个人悟性，技术分析的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效地应用。笔者认为，在证券投资中，不仅是技术分析，掌握其他任何一种分析技术都需要有个人的天赋。如果单纯从学习了解的角度看，书本上的技术分析的内容可以在3天之内就学习完。但是，从实际使用的角度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掌握技术分析方法并且能比较好地加以应用。

在证券投资中，影响成功的因素有三个。第一是个人天生素质。第二是正确地掌握相当的分析方法和合理地使用分析工具。第三是偶然因素。

个人天生的素质是指个人的性格、个人的偏好和阅历。不是指高学历或高职称。换句话说，是否是“炒股”的料。如果投资者具备了进行股票投资所要求的素质，就能够比较容易领会股票价格波动的内含，从投资的实践中发现投资的真谛。正确地运用分析方法和工具，是总结和学习别人的经验教训，为自己所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投资者每时每刻都在学习和总结。偶然因素是主观无法把握的因素。通俗地说法是运气因素。这不是迷信，而是市场的实际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市场中的确有我们无法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的成分。

如果时间足够长，大部分投资者通过努力“学习”都可以基本上达到第二个因素的要求。也就是学会主要的分析方法和使用分析工具。偶然因素虽然是任何人也无法解决的，但是，它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上面三个因素中，个人的天生素质最为重要。它直接影响投资的效果。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就笔者的观点看，当前绝大多数的投资者都不是“炒股”的料。真正具备“炒股”天赋的人很少。

在沪深股票市场中，当前使用得最多的是传统分析方法——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有关这两种方法作用的大小一直存在争论。按照笔者的观点，如果分析的对象仅仅针对大盘指数，那么，这两种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也就是标题中所说的“碰巧吻合”。例如，2001年10月中下旬的时候，技术分析方法指出应该买入，而此时管理部门碰巧发表了有利于上升的消息。历史上，519和1994年8月的三大政策都有类似的现象。稍微有一点不“吻合”的是，消息政策出现的时间可能比技术分析的信号晚一些。

这样一来，投资者可能会对技术分析的信号产生怀疑，他们会说，如果没有消息的出现，技术分析的结果就是错误的。笔者认为，进行这样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不可能分出谁是谁非，因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作为投资者来讲，只要某个方法使自己在证券市场中获得了收益，就应该认为这个方法是好方法，并继续使用。

此外，投资者应该认识到，技术分析和政策消息的“碰巧吻合”也是有一定原因的。以今年2001年10月的例子为例。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大盘指数没有下降到一定程度，管理部门是不可能发表相关的“利好消息”的，因为没有这个必要。而正是到了技术分析认为的“下降够了”的时候，政府有关部门才会想起要拯救市场。这样，技术分析发出信号的时候，也是管理部门可能公布有关消息的时候。

证券市场的上升和下降行情虽然与管理部门发布的“利好或利空”消息有关，但是，技术分析方法也的确为这些行情的上升和下降提供了“基础”。可以设想，如果2001年10月上证指数是在2300点的历史高位，管理部门是不会公布任何政策的。此外如果技术分析方法认为应该下降是时候，即使管理部门公布“利好消息”，也不一定能够取得像样的结果。例如，1999年9月9日之后，一系列可以称得上“好”的消息，都没有对市场起到“预期”的作用，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大的方面看，沪深市场2002年的总体的过程应该是“平稳过渡”。在1997年上半年、1999年519以及2001年上半年的B股市场中所出现过的那种牛市行情不可能在2002年中出现。对绝大部分参与股票投资的投资者来说，不能指望在2002年的某个时间在短时间内“暴富”。应该调整投资的目标，以获得稳定收益为主。

对于手中掌握有“大资金”的机构来说，尤其应该注意投资策略和投资目标的改变。以往那种“非正常”的做法在2002年将可能会遇到更大的挫折。

1．2002年已经快春节已经过去，综合指数还在低位的调整。1月下旬，沪深市场出现了新低，之后有所反弹。在经过了2001年6月后的下降打击后的广大投资者有经过了一次心理上更严峻的考验。目前的市场非常脆弱，投资者如“惊弓之鸟”。投资者在心里不断地问，这样的下降还有个头吗？

“下降”当然是有头的！我国投资者普遍容易犯的错误是，在这个时候失去信心。无论从何种观点看，任何下降都有结束的时候。而从技术分析的观点看，从2001年6月中旬开始，沪深股票市场的综合指数目前下降的时间和下降的幅度都可以认为已经到位，属于可以买入的位置。这就是调整已经到了可以称为“够了”的时候。

认为综合指数还可能出现新的低点（比如说上证指数1000点）的分析人员可能会列举出数量众多的理由来说明综合指数未来是不容乐观的。笔者并不“漠视”这些下降的理由，但是，笔者认为，即使综合指数要出现新的低点，也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不应该在2002年的春节前后，已经下降了很多的情况下进一步下降。笔者认为，2002年春节前后，综合指数在低位继续从低位反弹或作底部盘整的可能性较大。最坏的情况是，在偶然因素的影响下综合指数在短时间出现“非理智”的深度下探的过程，而破坏目前的横向整理过程。不过，按照沪深股票市场过去市场波动的表现，笔者认为，深度下降的过程就是最后的下降过程，此时就是最佳的买入点。因为，从技术分析的角度看，这样一来，可以基本确定这是“最后一跌”。

从历史的经验中可以知道，如果综合指数的波动幅度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很难说对大部分的股票有实质性的影响。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下降过程后，有相当比例的股票已经调整到位，上升仅仅是等待时机的问题。在等待回落低点的过程中，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点数，而是所谓的“最后一跌”的技术图形。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出现了技术图形上的连续阴线并伴随缺口。这个位置的缺口成为“竭尽缺口”的可能性极大。当然，这个时候的缺口是短期意义的“竭尽缺口”。此外，这个时候也是大多数投资者最感到“恐慌”的时候。投资者知道，在下降了很长时间后，如果大多数参与交易的投资者都“失去信心”，行情就应该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在投资分析的理论中，关于这个方面有很明确的说法，这就是著名的“相反理论（contrary opinion theory）”。

2．2002年春节期间是局部低点，随后将出现一次比较大的上升过程，但是不会出现新的高点。

这个结论是上一个结论的“后续”。“历史会重复”是技术分析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在沪深股票市场，“历史会重复”的最突出表现是“春节效应”。这是经过多年的沪深股票市场的实际所检验的结论，投资者没有理由怀疑“春节效应”会在2002年“失效”。也就是说，投资者应该相信，在2002年的春节前后，沪深股票市场中大部分股票应该处于局部低点的位置。回顾过去的历史，上海和深圳综合指数每年的前几个月都会在上年一年底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升。这是笔者认为2002年上半年会出现上升行情的理由之一。

由于在1月下旬指数下降得很深，而近期出现新低的机会不大，我们有理由认为春节后会出现双底的形态，但是，后一个底比前一个地要高一些。或者说，指数的波动将形成上升三角形的底部形态。

认识到上半年有一段上升的行情是不难的，相信众多的热衷于行情预测的分析人员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结论的重点将聚焦于上升的高度上。笔者认为，很难超越2001年的高点。得到这样的结果，有很多的理由。笔者将在下面另一部分的介绍中说明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理由。

3．2002年的“处境”与1998年具有相似性，2002年的波动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复制” 1998年的波动过程。

2002年与1998年在下面两个方面有极大的相似，这里所说的相似性是指综合指数的运动过程和波动幅度方面。

笔者在这里所要说明的是，2001年的行情波动过程与1997年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其中在两个方面非常值得关注：

第一，在它们之前的一年，股票市场出现了长时间的牛市，并于本年出现新高。回顾1998年之前两年股票波动的过程。上海和深圳综合指数的技术图形清楚地告诉我们，从1996年的最低点开始，直到1997年5月出现三年内新高后结束。

第二，出现新高之后，大幅度的下降行情的过程相同，甚至连回落的幅度也相同。上升过程中，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回落过程。第一次是1996年12月，另一次是1997年的5月之后。至于1997年和2001年的下降幅度，以上海为例，1997年5月的最高点是1510点，当年的最低点时1025点。计算出的下降的幅度为：

基于相似性进行推断，2002年沪深股票市场将“复制”1998年的运行过程。具体的表现就是2002年将会经过两个进程。第一个过程是，上半年股票市场将持续上升并接近2001年的高点，上海综合指数大约是2000点，深圳综合指数大约是600点。这个过程将在7月之前结束。第二个过程是，股票市场下降并在2001年的低点附近终止。随后将进行低位整理。

2002年的投资建议应该建立在“综合指数不会出现火爆的上升行情”的基础上。除非有重大的利好消息，综合指数不会出现令人激动的上升行情。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投资者的投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要认识到市场的严酷性。在市场处于上升的时候，不能忘记市场还会下降。

具体地说，如果上海（或深圳）综合指数上升到1900点（或570点），几乎肯定应该卖出股票。其实，如果上海（或深圳）综合指数越过1800点（或550点），对投资来说都是危险区域。

在实际投资过程中，如果在重大利好消息的影响下，行情出现了我们原来认为不会出现的火爆，那么，投资者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卖出，先退出来。此时，应该记住1999年6月底和2000年2月底的教训。股票市场不可能让每个投资者“发财”。

从买入股票的时机上看，笔者认为，2002年有两次买入的机会。第一次就是春节前。第二次在冲高回落后，具体的价格位置可以做如下的估计。上海（深圳）综合指数低于1400点（400点）就一定可以买入，低于1500点（430点）就应该转变思维，进入牛市的步调，可以逐步建仓。

上面买入位置只是一种宏观上的大范围估计，在具体执行投资行动的时候需要进行调整。对于投资行为的指导作用，只能体现在战略决策的确定上，不能体现在具体的过分详细的细节上。单独某个股票的具体行动还应该考虑更细节的因素。

总的来说，虽然2002年的形势不容乐观，但在2002年的前半段，沪深股票市场还是有机会的。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机会是有限的。上升的幅度是有限的，上升所能维持的时间的短暂的。从中外的经验看，投资者最非常容易遭到重大损失的时候是在获得了小的盈利之后。广大的投资者应该总结在过去的交易活动中所犯的错误，认清证券市场的风险性，减少头脑发热的盲目追风，做到冷静客观的科学分析。股票投资者之间所竞争的是“谁犯的错误小”，只要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就会成为市场中的赢家。

[1] 编辑于2002年2月23日收到本文。

[2]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研究员。